嘉德公司征得赏真斋所藏明清书画十八件（套），将于今年春拍亮相。我有幸先行目鉴了这批藏品，它们真实的品质，上乘的品相和精湛的艺术水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窃以为在京城拍场近年推出的古代书画“一家所藏”中，如此整齐、有份量的一份东西实不多见，原藏家多年披沙拣金，含英咀华，确乎当得起“赏真”二字。兹援笔记其要件，以飨广大藏友。相信赏真同道，定不交臂失之也。
一

　　这批藏品中，有两件明代名家山水小品，非常可爱。一件是钱杰的《春山游骑》扇页，另一件是项圣谟的《茅亭观泉》立轴。

　　钱杰（1508-？）字叔宝，苏州人。是文徵明大师的得意弟子，“吴门画派”中坚人物。他早年刻苦读书习画，不事生计，穷得家徒四壁，文徵明嘲之为“罄室”（取“室如悬罄”之义）。五百年后的今天，他当年手抄的书本，多已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珍逾拱璧。而他的绘画，在生前即已获得高度评价。姜绍书《无声诗史》说是“求绘事者履满户外。……时王位州先生称画苑董狐，于叔宝尤相契重，每得其画，必加题品。”王位州即王世贞，乃艺坛一言九鼎的人物——所谓“画苑董狐”。他对同时画家是极少如此推重的。

　　《春山游骑》扇页是典型的明代洒金笺本，构图十分讲究。画面以一片湖水为主体，而以远山、近岸、曲尺状的堤坝及小桥、树木对湖面加以巧妙的切分，显得层次分明，阔而不空。青绿山水中又以朱砂点染出人物的红衫和小桥的朱栏，鲜明夺目。据自题，创作时间为辛未，即隆庆五年（1571），作者六十三岁。时笔墨炉火纯青，已入化境。虽止戋戋一阊，足以作为钱氏的代表作品。

　　此扇曾为惠均（1902-1979）旧藏。惠氏为北京著名山水画家，其父耆龄为晚清精赏鉴、富收藏的满族大员，上世纪20年代初曾与陈宝琛、宝熙、袁励准等人进宫为溥仪鉴定、整理清宫书画。惠氏得家学，亦精鉴藏之道。素有国宝之称的王诜《渔村小雪图卷》就是他在40年代购得，解放后让给故宫博物院的。他还喜欢搜集明清扇页，所积甚富。身后散出，现仍时有所见。钱杰的这张扇页就是其中之一。惠均在上面钤印多方，并系一跋，说此扇并陆治《梅竹山茶》一扇，是自己用了一本六开带对题的董其昌山水册页，与友人秦仲文交换得来的。由此代价我们可以想见，惠、秦二位大家对于这张扇页多么地珍爱！

　　项圣谟的《茅亭观泉》轴是墨笔纸本，画心不足二平尺，但画得很繁复，很精心。勾勒线条圆劲扎实，皴擦笔触温润细腻，一眼望去就知是件十分“开门”的真迹。作者在画面左上方自题云：“曾见无款元人一画，如此行笔。是其所宗郭家法也，非无源委。聊一仿之。项圣谟记。”未署创作年月。我用人美社1999年版《项圣谟精品集》比对其款字风格，觉得应是五十岁后的晚笔。其时已入清初，他作为明之遗民，作画多不题年款，尤其不用新朝年号。

　　项圣谟（1597-1658）的艺术风格，应当说主要是来源于家庭的深厚文化积淀。他出身于收藏世家，祖父项元汴，是晚明首屈一指的书画鉴藏巨擘。父辈六人，多擅绘事。圣谟自幼濡染，起手便不同凡俗。尝见庞虚斋旧藏项氏画册后有何焯一跋，说得挺到位：“孔彰是子京之孙，家世留意六法，又多藏宋元名迹。耳濡目染，迥非俗工派别。故生气远韵虽或未到古人，而用笔不落偏锋，位置亦都谨细。”此话也完全适用于这轴《茅亭观泉》图。试想：项氏在知命之年，盛名之下，尚精意仿学元人无款之画，从中探求宋代郭熙的笔法，可见他师法宋元，坚持传统，已成终生理念。这在张扬个性、流派纷呈的晚明艺坛上颇似落伍，然项氏画风能有独立存在之价值，正在于此。

　　这张小画左下角钤有一方“伯渊审定真迹”印。伯渊即孙伯渊（1898-1984），沪上老一辈书画碑帖收藏鉴定家，宋拓孤本《张旭郎官石记》的旧主人。在高手如林的上海古玩界，他因目光犀利、为人正直获得良好口碑。他的印鉴为此画增添了份量。

　　二
　　上文说到明之遗民。赏真斋所藏绘画中还有一位更加有名的遗民万寿祺的《山水四段卷》，是极为稀罕之品，值得单独谈谈。
万寿祺（1603-1652）字年少。崇祯三年（1630年）举人，徐州著名的才子。他于经史诸子百家之书无不读，天文地理兵农之事无不通。旁及诗文、书画、篆刻、琴棋、剑术、刺绣诸般艺事，亦皆精能。少时为“复社”骨干，指斥奸党。明亡后组织义军抗清，事败，削发着僧服，自号慧寿，亦称寿道人，以书画篆刻自给。后筑“隰西草堂”于淮上，率妻子耕种为生。每以诗文抒其悲愤，有《隰西草堂集》。

　　万氏其人，一向为后人敬重。但他的书画作品，传世量却少之又少。尤其是画，除个别大博物馆有三两件馆藏外，民间几乎难觅踪迹（二十年来我碰到过两件，都是假的）。细想一下，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他生于乱世，书画市场必然萎缩，乏人问津；他隐于僻壤，即有“粉丝”也难与谋面——何况对于一个与当局持不合作态度的前朝遗民，多数人避之还唯恐不及呢！因此我怀疑史传所言“以书画篆刻自给”者，只是空话一句，那是万难填饱肚子的。后来有“率妻子耕种为生”之举，势所必然。

　　当年，能够得到，也乐意收藏万寿祺书画的人，应该是那些与他密切来往、相濡以沫的反清复明的同志。赏真斋这卷《四段山水》，正属于这种情况。据题识可知，此画是万寿祺于辛卯（1651年）3月29日一气呵成画给一位名叫邬沂公的密友的。三百多年后，1956年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陈此生先生（1900-1981）在北京琉璃厂偶然购得。他广泛查找资料，多次作跋，已将有关创作背景梳理得比较清楚。简言之，庚寅（1650年，陈跋误书1651年）之冬，清兵攻陷桂林，杀瞿式耜，使得大江南北的遗民节士大为震动。万寿祺闻讯赶忙离开隐居的隰西草堂，南行至京口打探消息，商议对策。据《万年少先生年谱》记，他在京口小住至次年（辛卯，1651）三月，始归隰西，邬沂公、张瑶星等均有诗送之。此卷应是三月底刚回到草堂不几天就画成的。画面表现水中孤屿，江上草堂，崖边寒树，矶头倦客，景象荒凉落漠，恰是作者心境的真实写照。而一画再画，连画四幅，则正表明了作者百无聊赖的生活状态和对朋友的深切思念——此时复国已经无望，可依托者，唯二三知己相互砥砺而已！

　　当然，从艺术上看，这卷画的格调和技法都是相当高超的。秦祖永《桐阴论画》谓万氏山水“风神隽逸，惜墨如金，荒寒之态，不可把视”，“惜墨”二字，可称知味。在这一点上，寿道人与八大山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惟八大墨法活泼，而寿道人造形古朴，线条严整，书卷之气更足。

　　此卷前有乾嘉名士徐坚隶书引首，后有嘉道名家沈钦韩、何绍基题跋（何跋为吴云所作，极为精到，具有独立的书艺价值），再后有民国余绍宋、当代陈此生题跋，可谓传承有绪。

　　三
　　《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由于其特殊的文化、历史地位和资源的稀缺性，历来为藏家所重。赏真斋的两件著录于《石渠宝笈》的精品，尤其值得关注。

　　钱维城（1720-1772），字宗磐，号茶山、稼轩等。江苏常州人。乾隆十年（1745年）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授翰林编修。次年即命行走南书房，成为乾隆帝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倚重终身。官至侍郎，卒谥“文敏”。钱氏受到如此知遇，除了得益于他的文学、政治才干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其杰出的绘画才能。他自幼学画于女画家陈书，进京后又得到前辈词臣画家董邦达的指点，全面掌握了从元代至“四王”正统文人山水画的意蕴和技法，所作温文浑厚，深得中和雅正之旨，正合乾隆帝的审美口味，因而很快就与董邦达齐名，成为清代宫廷山水的最高代表人物之一。

　　赏真斋所藏钱维城《雁荡图》，为纸本青绿设色手卷，长达7.3米有余，是作者在创作全盛时期花费极大精力为“供御”倾心缔构的一件杰作。虽然他在落款时自称是“臣钱维城恭摹李唐本”，但实际上只是在构图方面汲取了宋人繁密、奇峭的特色；笔墨则主要取法元代黄公望、王蒙，书卷气很足。我们开卷徐观，只见万壑千岩，勾心斗角；层峦叠嶂，郁郁葱葱。雁荡五十三景依次展现，既有宏观的雄奇气势，又有微观的精妙刻画，气质、功力确实不凡。在《石渠》所收160件钱氏作品中，也算数一数二的重器。卷中除钤有乾、嘉二帝九方玺印外，还有一方“宣统御览之宝”——这说明当20世纪20年代初溥仪命陈宝琛等人查点、鉴定宫中书画时，此卷尚在。此后不知何时流落红尘。且喜神人呵护，容颜未改，连卷首刻着隶书标题的青玉别子，都还是乾隆时的原物！

　　与《雁荡图》在尺幅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丁观鹏的《伯牙抚琴图》卷，它的画心面积不足一平方尺，真是玲珑小巧。

　　丁观鹏，北京人，擅长人物。因仰慕族中先辈、明代大画家丁云鹏而取名“观鹏”，他也确实全面继承和弘扬了丁云鹏的画法。据清宫造办处档案，丁观鹏是雍正四年（1726年）进宫做“画画人”的。初到即奉旨发给月银十一两，至乾隆朝一直未变。这在当时是画师的头等薪俸，只有少数高手才能得到。丁氏一生为雍、乾二帝创作了大量释道及民俗类人物作品，仅《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著录者即达83件，其中包括奉敕在乾隆帝的“心肝宝贝”《中秋帖》的卷尾精绘《中秋月色图》一幅。乾隆帝多次在丁氏画作上书赞题诗，将他与丁云鹏相提并论。如《题观鹏罗汉图》：“云海遨游睹圣僧，观鹏笔妙貌云鹏。依然谁认前身是，可畏端知后者能。”再以赏真斋的这件《伯牙抚琴图》为例，区区小卷，竟也有乾隆亲笔御题“高山流水”四字，当时宠遇，可见一斑。当然，艺术的价值是不能以面积论的，此虽小品，却用上了丁观鹏全副本事：人物、亭台（船）、山水、草木无一不精，设色淡雅，格调清新，虽写山野高士，却饶富贵气息，也无怪皇上肯亲洒宸翰！

　　乾隆帝去世后，他的大批书画文玩被嘉庆帝封存于紫禁城西北隅建福宫区的静怡轩、延春阁、敬胜斋、妙莲华室等建筑中，百余年无人过问。1923年废帝溥仪偶然发现了这些宝藏，命人清点。不久建福宫就突发大火，片瓦无存。据《石渠宝笈三编》的记载，丁观鹏《伯牙抚琴图》当年正是贮藏在被火焚毁的静怡轩内，它是如何逃过此劫，走出宫门的？最大的可能性是：在火前早就被太监们盗出了。静怡轩内的另一件丁观鹏小手卷《烂柯仙迹图》2005年由海外回流上拍，当年应是与《伯牙抚琴图》同时流出故宫的。我曾经撰文予以介绍。这两件小画，题材一“棋”一“琴”，尺寸仿佛，风格一致，都带四字御题，又贮藏于同一房间，恐怕是丁观鹏有意成对创作的。此次《伯牙抚琴图》的上拍，给它们创造了一个重新聚首的可能。不知“延津剑合”的美好故事，会不会在当代重演？

　　四
　　自“四王吴恽”后，正统的文人山水画风雄踞清代画坛主导地位，名家辈出。在极左时期，某些对民族文化传统毫无感情与常识的美术史家把他们贬得一文不值。现在，真正的金子重新焕发出了迷人的光彩。

　　赏真斋中的清代文人山水，有几个名头颇不易得，使我很感兴趣：

　　1、王昱《层峦耸翠图轴》。王昱是王原祁的族弟兼学生，山水得麓台亲授，造诣很深。在画史上与王宸、王玖、王素并称“小四王”。“小四王”的作品有一定存世量，而此轴的难得之处在于：尺幅特大（152.6×86.6厘米），气象宏阔，构图十分繁复谨严，决非泛泛应酬之作可比。虽然自题说是仿一峰老人（黄公望）的，但实际上王原祁的面目仍占上峰。不过王原祁下笔润泽浑厚，王昱则较为干涩硬朗而已。作画时间“己酉六月”，即雍正七年（1729）之夏。

　　2、张宗苍《仿吴仲圭山水轴》。张宗苍（1686-1756）本是一位基层官员，业余喜画山水，出于黄鼎门下。六十五岁时，赶上乾隆南巡，他进献了自己画的《吴中十六景》山水册，一炮打响，奉旨进京供奉内廷。至1754年授户部主事，告老还乡。他在北京虽只三年，但创作甚丰，《石渠宝笈》著录画作103件。在画史上也算得清中期一位大器晚成的巨擘。他的山水画以用墨见长，干湿浓淡，皴擦点染，层层积累，浑厚华滋。此轴作于雍正壬子（1732年）四十六岁时，个人风格已完全成熟，是件十分开门的力作。与《石渠》著录的晚岁作品相比，并不逊色。何况还有《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著录（第十二册31页右上图，编号沪6-13）呢！

　　3、励宗万《仿元明山水册》。励宗万（1705-1759）出身名门，十六岁中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他完全不需要以书画作为晋身或糊口的手段。因此，尽管他的书名画名甚高，但传世作品却很少。除供奉内廷的“臣字款”之外，民间难逢真迹。赏真斋所藏的这本八开小册，上款被刮去一字，无法断其为何人，但从励氏题识中“以画换酒”的戏言来看，二人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清中期山水大家多承“四王”法乳，独励氏恬淡闲雅，颇近恽寿平的神韵，此册中仿倪云林“疏林茅屋”、“竹石寒鸦”二开，尤为典型。对题行书字作褚体，潇洒俊秀，亦与恽南田近，当时与张照齐名，号“南张北励”。翻阅这本小册，我深为其典雅、精到所打动。在赏真斋十八件拍品中，这是我最为心仪的一件。

　　4、钱维乔《茅屋读书图》扇页。钱维乔（1739-1806）是钱维城的胞弟，官职仅至知县；画名也没有他老哥那么大，但水平却并不低，故世有“常州二钱”之誉。他早岁就能为兄代笔，自己本款作品传世不多。此扇作于1805年，周岁六十六，次年即仙逝。炉火纯青之笔，可遇而不可求。

　　5、董诰《策杖访友图》扇页。董诰（1740-1818）为董邦达之子，幼承庭训，全面继承了父亲的政治品质和艺术才能。他二十三岁中进士，仕途顺利，一路做到位极人臣的大学士、太子太傅。坚持不与和坤同流合污，在乾、嘉二帝权力交接期间发挥了朝廷柱石作用，后人高之。由于工作太忙，他的书画应酬多是代笔。蒋宝龄《墨林今话》就曾明确地讲：董氏“晚年秉政纶扉，不暇握管。间应人请，皆门下士捉刀，而公之真本未易见也。”此扇的可珍之处，在于“臣字款”——为皇家所作，排除了“捉刀”的可能。它也是惠均藏扇之一，有跋三行。

　　五
　　古代的书画卷册中，有一部分作用略同于今天的“纪念题词簿”。某要人或某名家因某事某物有感，率先赋诗文一首或绘图画一帧，然后陆续邀请交游圈内的师长、朋友、僚属、亲戚各色人等，续作续题于后，所续渐多，遂成长卷厚册，煌煌大观。其中未必尽是名笔佳什，但后人可借以了解很多当时社会状况，获得文人、政客们的思想、生活、交游、创作的第一手资料，找到一些“稀见名头”的珍贵手迹，故尔虽艺术价值略逊，但历史、文化、研究价值不菲。赏真斋所藏卷册中，有三件属于这种情况。兹略记于文尾。我于史学是门外汉，尚望方家补充、指教！

　　1、英和等《惜骢图》册。英和（1771-1840）是清中期满族重臣，书法名家。画史又言他与妻子萨克达氏皆善丹青。英氏旧有蒙古王公所赠骏马一匹。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在京城造反（此为清史重大事件），英和奉旨乘此马自白涧飞奔回北京剿贼，立下大功。后来此马死去，英和心甚惜之，因绘其形，并书一诗、一赞，以示悼念（马图无款，但细玩英和赞语及册中题跋，应出英和手绘）。后页有英和门下许乃普等十三位名士题的诗、赞，及近代许宝蘅一跋，言有关史实甚详，名头亦皆可观。册为原装旧裱，缂丝封面，十分讲究。

　　2、林则徐等《氟谷先生饲鹤图》卷(共三卷)。林则徐（1785-1850）是我国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在父亲林宾日(氟谷)去世后，亲自或请人绘制其饲鹤行乐图数帧，广泛征求题咏，以表追怀。清人陈康祺《燕下乡脞录》记载了此事：“林文忠公服官中外，常以封翁氟谷先生饲鹤图珍藏行囊，遍索题咏。一时作手阐述其先德甚详。”这三个卷子分别作于1808、1836、1837年，题咏者六十五人，一时名流几乎应有尽有，其名贵可知。福建人民出版社曾于1992年全部影印出版，书名为《林公则徐家传饲鹤图暨题咏集》。

　　3、文鼎、翁雒等《溪梅旧宅图》册。浙江嘉兴古有王逵者，官后晋（936-946）镇遏使。他在自己座落于梅花溪侧畔的宅第周围遍植梅花，人称“梅里”，传为雅事。清道光年间，二十八世孙王芳与（茹园）慕祖上遗风，请名画家文鼎（1766-1852）、翁雒（1790-1849）二位，各绘《溪梅旧宅图》一开，由其舅父李富孙撰图记一篇，并征得张廷济等二十位名人题咏，合装成册。此册虽无特殊的政治历史意义，但文化内涵丰富，可备嘉兴地方文献之一种。其中文、翁之画，张廷济之字，俱是精品，颇堪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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