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不论楷书还是行书,在唐后历代书法的地位都是坚如磐石的。时至今日，传承千年的颜体似乎黯然消色，在各种比赛里几乎找不到太多的影子。对于这种窘境，我们似乎应该反思了。

    （一）审美风味的变迁。如果我们翻开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书法杂志，会发现里面颜体风格的书法作品比比皆是，而今又能发现多少呢？其实人们的审美风味起到了关键作用。时代在发展，书法是情感的艺术结晶，口味决定着风格的选择。我们可以从颜体与二王书风的比较中来解释这一点。在当今的书法大赛里，不管是省级的还是国家级的，二王风格的作品总能备受青睐，并且脱颖而出。而颜体书风却陷入如此尴尬之窘境，这二者的不同境遇是耐人寻味的。笔者以为这与二者体现的审美特征有紧密联系。颜体书风浑厚庄严，具有庙堂的宏大气象。宋朱长文语曰：“自秦行篆籀，汉用分隶，字有义理，法贵谨严，魏晋而下，始减损笔画以就字势，唯公合篆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对于二王书风，袁昂评王羲之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在颜体与王氏书风的问题上朱长文又曰：“退之尝云‘羲之俗书趁姿媚’，盖以为病耳。求合流俗，非公志也。”这里颜书的宽博与王书的媸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当今的审美来看，人们对于苗条美、秀逸美的追求是显而易见的。而颜体的严肃、敦厚往往让人生畏，亲和力不强。

    （二）书品与人品的抵触。对书品与人品的关注,在宋代就滥觞了。正因为文人政权的以人论书，颜真卿被提升到了极致。颜氏的忠烈不阿与他的书风是相吻合的。朱长文语曰：“其（颜真卿）书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可见朱氏完全是以人品论书，把颜鲁公的人品与其书相提并论。其实人品的范畴是很广泛的，而且是个时代性的概念，不仅仅包括忠君爱国、品质良好等道德范畴，还应该有文化修养方面的东西。拿颜真卿来说，其祖上几代精通文字学，颜鲁公也不例外，文字学功底深厚，要不然那种博大敦厚的篆籀气从何而来，在唐代古文字学本身就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可见颜真卿对古文字的关注了，篆籀之气决非空穴来风。回头来看当下的书法人，有多少人能够静心地读读古文，研究一下文字学。在各种展览里时常出现写漏字、错字的情况，不是贻笑大方、止增笑耳吗？笔者也试问了很多搞书法的人为什么不搞颜体，回答几乎是相同的——写不出来，化不开。当然了，我们现在人，套用鲁迅先生的话，很多都是“写字便写字、练书便练书”的。

    （三）主流书法的导向。从九届国展以及一些省展来看，楷书首推魏碑其次是魏晋小楷体式，然后有个别的唐楷，唐楷失去了应有的地位。而行书至少八成是二王体系的书风。很明显颜体已沦为非主流了，而且面临绝展的危险。大到国展，小到省市级别的展览无疑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现在能让书法人证明自己价值的就是国展、省展，这与以前的大众评审、社会评审不同，因此想证明自己的存在就得看准展览的动势。毋庸置疑，指挥棒握在评委手里，因此创作之前不乏有人打听每种书体的评委是何人，评委喜欢什么就尽量搞什么，做到有的放矢。当然评委是少数，风格也就有限，很可能造成参展作品的单一性。还有展览中，尤其是重量级的展览，某种书体的一次性缺失往往导致摒弃性的破坏，颜书似乎就遭受了如此的命运。

    （四）书法的自律性发展。书法发展同任何艺术一样有其自律性。所谓自律笔者以为有二，一是在充分的可挖掘空间内继承前者；二是穷途末路时的嬗变与背离。当然以上二者都是以学习前人为基础的。马克思在关于艺术发展的内部不平衡规律说：“在艺术本生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是可能的。”颜体书法驰骋书坛达千年，挖掘的空间似乎业已饱和，要创新求变是相当艰巨的。我们回望八九十年代的书坛，颜书比比皆是，似乎不练习颜字就不算是真正的搞书法。而今颜体书法的审美疲劳、挖掘空间的艰难，让人们感觉到了严峻的挑战，因此书法发展的自律性为颜书暂时休息提供了契机。

    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自律性来看，颜书虽然沉寂一时，但由于审美疲劳效应和嬗变效应的影响，当下流行的书体风格将因为太多而让人产生疲劳，挖掘的空间变小，颜书就又有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可能。从主流书法的导向来看，在九届国展中颜体楷书作品夺取了最高奖，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让人们意识到写颜体照样可以入国展，甚至得奖，重新认识颜书就会再次成为可能。既然摆脱颜书窘境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如何重建呢？笔者以为重建是关系到颜体本身、书写者、展评者以及受众（包括商业收藏者）等多方面的问题。评委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因此在批评倡导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当然不是说为了扶持颜书就打破展评标准去提升它。现在可以在全国或区域范围内搞正书展、草书展，其实也可以搞更小范围的唐楷展，如果把这样的展览办起来，颜书乃至唐楷体式的书法会崛起并繁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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