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复何日？抗战胜利日。在这个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的纪念日，忽然想起汪精卫的“墨宝”与胡兰成的“密札”，是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呢？

    汪精卫的“墨宝”，流于市场，大概是十年前的事，那时甫一露面，便有抨斥，所以销声了十年。但是这几年却意外走红，而且一时炒热。去年的汪书立轴，以3500港币起拍，飙升63倍，终以22万成交；到了今年，汪及其妻陈璧君的“书法”，均以高价售出，行书七律，从3.8万拍到25万，七言之联，一直到32.5万才成交，可谓趋之若鹜、热闹空前。有的市场，还开出“汪伪政府要员书法专辑”，从伪满的国务总理郑孝胥，到日伪大员陈公博、周佛海，无一遗漏。其间最不会“遗漏”的，当然是炙手可热的胡兰成，其“手书”一拍数万元，据说连胡兰成给日伪特务机关的“密札”，也在收集和包装中，不久就可以上市……

    舆论之间，当然有斥之“逐臭”的，也有说他“汉奸情结”的。然而依我的所见，事情恐没有这样简单——近年以来，关于汪、胡一类的“研究”，其“新发现”已经若出其里，“新成果”也已不再半遮琵琶——

    比如对于汪精卫，便有了 “心路”说。曰其附逆投敌，其实有“心理学”的深因，这就是“一脉相承”的“自毁”性格——少时刺摄政王，从而“甘当釜下柴薪”，到了中年，就不惜独扛“汉奸”罪名，其实是执意“闯虎穴”，为了日占区人民的疾苦，而搞一个能与日寇“协调沟通”的“中国人政府”。这种燃烧牺牲，造就胜利的焰光，“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可见“心路”的奥秘，原来是“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煞人”的“牺牲性格”和“浩渺心路”。这样说起来，汪精卫的“附逆”还真有他的“自我牺牲决心”，应当给予“理解”和“重新审视”的，并不是一顶汉奸帽子那样 “简单”，所以争抢汪精卫的“墨宝”也好，有的地方恢复“汪兆铭”的题书以作银行大楼的冠名也好，倒也不是一种“逐臭”，而颇有了一点新见解。

    至于胡兰成，这个日伪政府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和“法制局长”，因为日方和陈璧君的“双重青睐”而身任伪《中华日报》总主笔的汉奸，“正名”倒不太容易，“心理分析”似也没有多大“新发现”，于是便来另抄捷径。对于胡兰成的“重新审视”，其实是“爱屋及乌”，为了要炒别人，所以必须洗白胡兰成，这是众所周知的奥秘。胡兰成是个铁定的汉奸，于是先来炒他的“情种”，如何地当年风流，又怎样地“爱得死去”。接着又来炒他的“才子”，一部《今生今世》，炒得热火朝天，一门“胡学”，居然也成显学，当然还有说他乃“国士”，“心中无我、志在天下的志士”的。现在“情”也炒过了，“书”也炒过了，便来炒他的“字”，把日本人对胡的“优雅中藏有峻烈，内刚而外柔”的高评，也“拿来”贴在标签上。其实胡兰成的“书法”,活着时并无人看好，到了现在，反成了宝贝，还有了“胡兰成书法理论”，甚至连他与日伪情报机关之间的密信，都要翻出来争抢了……

    抗战已逾一个甲子关，一场历时多年的战争，注定是要成为“永恒的话题”。抗战的研究，当然要“深入”，铁定的案子，也不是不可“重新审视”，汪精卫的“墨宝”与胡兰成的“手书”乃至“密札”，如果有兴趣，那也是人各有志，各有所好，不必过于“上纲上线”的。只是历史的真相，一个民族深层感情与集体记忆的底线，恐怕还是不要去“碰”，更不要去挑战为好。如果刻意为了“独树一帜”，硬要去抄什么捷径，或指鹿为马，或暗渡陈仓，就更没有什么“新意”了——这当然不只是说竞拍几张汉奸遗墨的热闹了。

    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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