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中旬，上海博物馆一位同行在英国伦敦文物市场发现一幅1851年伦敦世博会（又称为万国工业博览会）的全景画。上海市文管会决定收购该文物并将其交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藏。

    这幅世博会全景画为横轴,纸质。卷首外表为黑色。此画是创刊于1842年的英国《伦敦新闻画报》社为纪念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而精心制作的。全景画总长674厘米，宽28厘米。画面除少数地方略有破损和折痕外，基本保存完好。除开头为博览会期间的观众人数统计图表外，画面其他部分都是水晶宫（当时的展览场地）内各个展馆的场景和展品的简要说明。该画采用十九世纪西方盛行的木口木刻技术，由艺术家将报社摄影师在水晶宫内拍摄的一张张照片翻刻在一块木范上，然后把木范衔接起来进行印刷。这样画面就有照片的效果，但由于使用的木范较多，因此画面拼接痕迹非常明显。

    这幅画是记录中国参加第一届世博会的一件珍贵文物。画中间的上半部分，有一块小小的匾上清楚地标示着“CHINA”字样。匾额下面的画面真实展示了博览会期间中国展室的展览情景。从画面上可以看出，中国展室的位置在水晶宫侧廊的南面，它的左边是突尼斯展室，右边靠近水晶宫KENSINTON路门口。与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相比，中国展室所占的面积很小，规模与突尼斯、巴西、罗马等展览相差无几。中国展室中展品的数量和品种都不多。画面相对应的两行文字说明，中国展室中的展品包括：广口大对瓶、穿官装的中国官员像、青铜器、丘比特与普赛克、安德络墨达、中国瓷器、屏风、椅子、象牙雕刻、青铜器、大理石群像等。显然，画面显示的只是展室中的大件物品。实际上，从1852年伦敦出版的《万国工业博览会评委会关于30类展品的评审报告》来看，当时中国展室的展品还包括：上海荣记行的丝绸样品、景德镇制瓷原料、植物蜡、棉花、木材、翡翠制品、硬煤和珍珠雕刻、蜡烛、蜜饯、雨伞、拐杖、茶叶、文具箱等。

    画面展示的内容，给人的感觉有点不伦不类。室内挂着的宫灯和展室右侧的大理石雕像很不协调。裸体的大理石雕塑完全不符合中国的社会伦理规范，醒目的中国官员像给人的感觉无以名状。究竟是谁提供了中国展室的展品？这些展品又是谁组织和陈列起来的？

    中国官方没有参与第一届世博会，这几乎是没有异议的事。当时的中国官员对外国还很陌生。魏源、徐继畲已经算是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但他们也只是通过来华外国人了解外国，自己并没有走出国门。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官僚们思想中还没有“出国”这一概念。清政府第一次派官员出国是在1866年，即15年之后。

    可是，很多史料记载1851年伦敦世博会上曾出现过一个中国官员。这名中国官员还受到英国方面的隆重礼遇。现存的一幅有名的描绘伦敦博览会开幕式场景的油画，即英国画家HENRY COURTNEY SELOUS创作的油画——女王在开幕式上接见各国使臣，画面上有一个穿官服的中国人就站在维多利亚女王附近。该画复制品曾在上海图书馆展出过。这个神秘的中国人是谁？当年曾有人写信给《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说此人是中国的“亲王”，《北华捷报》1851年7月19日刊登了这封信，同时表示严重怀疑，并希望读者不要轻信。“亲王”之说连在华的英国人都不相信。在“人臣无外交”的清代社会，亲王出国办理外交不可能没留下任何记载。根据清朝故宫外交档案编写的道光、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及后来的《补编》和《清史稿》均无中国派官员参加1851年世博会的任何文字记载。可见，中国政府当时确实没有组织参加伦敦世博会。英国学者JOHN DAVIS的说法比较可信，他认为，这个中国人是当时停泊在泰晤士河畔的中国轮船“耆英”号上的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他穿着中国的官服来参观展览，被英国方面误认为中国的重要官员而拉入等待英王接见的各国外交官之列。一些参加开幕的英国人事后曾在“耆英”号上见到过这个中国人。

    1850年的六七月间，英国官员和商人们为筹备中国展确实开过两次会议并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但之后呢？1850年12月14日，英国侨民在上海编辑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报道说，广州成立的委员会突然停止工作。主要原因是英国的筹备会认为，应该由中国政府、商人出面组织参加，不应该由外国机构和代理来代表中国人参加世界博览会。1850年12月21日《北华捷报》刊登消息说，本报呼吁上海商界为博览会选送展品已经很久了，但只有英、法、美三国领事和少数商人响应，大多数人对此漠不关心。翻遍1850-1851年间的《北华捷报》、《中国丛报》，也没发现在华的英国官员和商人们组织参加世博会的历史记录。

    从《1851年英国伦敦世博会评委会关于中国参展展品评语》一文来看，中国展室的展品是由居住在中国的英美人士及英国本土的收藏家陆续提供的。蜡烛“由可敬的东印度公司从北京送来”；“里普莱先生专门为本次博览会在广东搜集的中国茶可说是独一无二的”；雕刻奇特的竹制拐杖的提供者——卡朋特先生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位美国传教士。“在博览会展出的扇子样品不是直接来自中国的制造商，而是由三个英国的参展商所提供”。中国参展商品的来源大概曾有人向维多利亚女王介绍过。英国女王日记记载，“由于从中国送来的展品太少，为了充实中国展览，筹备委员会只得从英国收藏家手中借一些中国的物品，来充实展览。”

    在上海图书馆为世博会专门辟出的一个阅览室内，笔者看到了世博局捐赠给上海市的一本著作THE GREAT EXHIBITION（JOHN R DAVIS著，1999年出版）。该书第105页写道：“但是，由于缺乏中国政府的合作，中国的陈列是由爱德加·包令（Edgar Bowring）组织完成的。爱德加·包令是英国贸易委员会的一名官员，由于英国世博会筹备委员会原秘书因病退出，他成为委员会秘书。通过他的父亲约翰·包令（英文名字为Sir.John Bowring。此公最初是英国驻广州领事，19世纪50年代任英国驻华公使兼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爱德加·包令与在华的英国商人建立了牢固的关系。现在是在华的英国商人以及他们在伦敦的伙伴（这些同伴由执行委员会主席REID先生联系）决定中国在世博会的形象。”英国人极力将中国物品放在展览会上展览，并不是出于什么“仁爱”之心，他们只不过试图让欧洲观众通过观看中国的展品来了解中国，尤其是吸引英国社会各界对拥有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和丰富资源的中国的重视。这与英国商人1850年在上海创办《北华捷报》向英国国内宣传中国情况的意图一脉相承，如出一辙。DAVIS先生在其著作中直截了当地讲道：“展览中没有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声音，殖民地的展览几乎都由殖民者所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让欧洲人了解殖民地的物产和资源。”“英国人是根据英国的商业利益而不是中国本身的状况来布置中国展览的。”

    由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没有亲自参与第一届世博会中中国展览的筹备工作，急于掠夺中国富饶资源的英国商界人士却越俎代庖，在第一届世博会上推出了一个“中国展览”。这就是我们在这幅万国博览会全景画中看到的“中国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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