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画印”才擅四绝的陈师曾（衡恪）先生，天不假年，仅四十八岁便因病归了道山。其实他也并非得了什么不治之症，而是因继母俞夫人病故，他于京奔丧至金陵，劳累哀悴，得了伤寒，竟一病不起。过去人的生命似不如今人的金贵，医学也远不及今天的昌明，所以小毛小病一不留神，或是遭遇了庸医什么的都会致命。民国文人中，如刘师培、黄侃、刘半农等，均因病没活过五十便走了。难怪古人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哪像今天“人生九十多来兮”。

      一生仅得四十多年的陈师曾先生，于金石书画上却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这也是今人所难以企及的，现在从事艺术的才子，四十八岁也许只能算刚过了“喝奶期”吧。而陈师曾四十多岁在北大等高校讲授的《中国绘画史》，后整理成书，即成了中国绘画史研究上的一本开山之作，以后的同类著作皆以他为蓝本，而欲在材料或见识上胜出它的却极少。故梁启超赞赏他曾有“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之语。另外，在对传统文人画价值的阐释与维护，陈师曾也有筚路蓝缕之功。二十年代初，他率先将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一卷译成中文，并附上自己写的《文人画之价值》一文，合刊成《文人画之研究》一书。陈师曾归结文人画要有“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要素，并归结道，“具此四者，乃能完善”。著名翻译家、美术史论家傅雷先生多年之后在评论陈师曾和吴昌硕时说：“这两位在把中国绘画从画院派的颓废风气中挽救出来这一点上，曾尽了值得赞颂的功劳。”

      我们说起齐白石的衰年变法、终成一代大师时，总要提到有陈师曾的引荐之功。因为当时齐白石初到北京，在琉璃厂挂牌刻印，其画也稍拘泥，所谓“流落京华无人识”，正是陈师曾的发现，主动寻访晤谈，不想一见如故，遂成莫逆之交。后来齐白石走出一条大写意文人画的成功之路，也是得自于陈师曾的建议和鼓励。这个也毋庸讳言，齐白石曾多次在回忆自述中提及并表示“难忘”，另在《题陈师曾画》也有诗写道：“君我两个人，结交重相畏。胸中俱能事，不以皮毛贵。牛鬼与蛇神，常从胸底会。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我言君自知，九原毋相昧。”白石老人这里一句“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传播甚广，让人感觉是“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意思。其实，陈师曾结识齐白石时自己已经四十二岁了，往后的生命也没几年，相对说他受齐白石的影响已经很小，而齐白石受他的影响却非常大，不光是画，即便篆刻，陈师曾也曾劝齐白石不必模仿《飞鸿堂印谱》、《小石山房印谱》等，而应以汉砖刀法入印，“去雕琢，绝摹仿”，自辟道路，才可成为一代篆刻大家。

     要论陈师曾自己的印章，虽未受齐白石的影响，但受吴昌硕的影响却是毫无疑问的。陈师曾有一斋名“染仓室”，即因吴昌硕又署“仓硕、仓石”之故。据马国权《近代印人传》记载，陈师曾治印初由黄易、奚冈、赵之谦入手，后转喜缶翁印风而师之，得吴氏钝刀入石之妙，出奇造意，拙中见巧。他的好友、书画金石家姚茫父论其印曰：“师曾印学导源于吴缶翁，泛滥于汉铜，旁求于鼎彝，纵横于砖瓦匋文，盖近代印人之最博者。又不张门户，不自矜秘。”尽管我们今天来看陈师曾的印章，古朴苍莽者得缶庐风格最多，但其深厚的传统功夫依然可见，秦私汉官、封泥、元押等印风，均自然体现于其创作之中。而且他的印，自然率真，书意淳厚，如“朽者”、“姚华”等，那方介于楷隶之间的朱文“师曾画佛之记”，虽以今体字入印，但并无现代装饰之态，刀笔之间，古趣盎然。我想，若假以时日，陈师曾先生彻底摆脱缶庐印风，走出自己也是完全可能，何况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齐白石曾记述道：“吾友师曾，篆刻之道师缶庐，惟朱文之拙能肖其神，自谓学缶庐稍得之，故以染仓铭其室。学无二心，知者於篆中可能见之矣。予独知师曾在戊午（一九一八）己未（一九一九）之间渐远缶庐。周大烈亦语予曰：观师曾画用印，戊午以前师缶庐作，以后之刀法篆势渐远缶庐，苍劲超雅，远胜汉之铸铁，亦非前代之削做。”陈师曾卒于一九二三年，戊午之后虽竭力想远离缶庐，然毕竟来日无多，为时间所限矣。

      这里提到的“周大烈”，在陈师曾的印谱中出现甚多，诸如“周大烈字印昆”、“周印昆读碑记”、“周大烈所藏金石刻辞”等。关于周大烈，今人知之已甚少，故不妨简介几句。我们都知道陈师曾出身名门，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兄弟陈寅恪都是才冠一时的大名人。南社诗人沈禹钟《印人杂咏》有诗咏之：“名父文章一代宗，清芬踵武有遗风。才高不薄雕虫技，细处功夫与道通。”陈师曾虽老家江西义宁（今修水），但因祖父任湖南巡抚，陈师曾即出生于湖南，自小也在湖南入学。据陈三立《长男衡恪状》说，陈衡恪儿时随祖父“识字，说训诂”，“七至十岁，能作擘窠书，间作丹青，缀小文断句。”可见陈衡恪少时就显示出极高的天赋。十四岁，在湖南长沙与著名书画家胡沁园王湘绮相识，常以国画请教。而与陈三立友善交好的湘潭名师周大烈，也受聘于陈家，日课陈师曾、陈寅恪兄弟。周大烈字印昆，不仅于文学诗词有造诣，还精于金石书画之鉴赏。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家、写过名篇《落花生》的许地山，即是周大烈的女婿。后周大烈隐居北京香山，与陈师曾一直有诗词唱还之交往，陈师曾绘制过《姜白石词意册》十二帧，每幅皆有周大烈的题诗。周大烈曾评价弟子陈师曾耽于书画，于诗词却不甚精，但多以意为之。这也是陈师曾自己所谓的“生平所能，画为上，而兰竹为尤。刻印次之，诗词又次之。”

     还有一位与陈师曾关系密切的大名家不得不说，那就是鲁迅了。陈师曾早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学堂，就和鲁迅同学，后来赴日本弘文学院，又与鲁迅朝夕相处。回国后彼此都于别处干了几年，等到蔡元培组阁的北京教育部成立，他们又聚在一起共事了。在五四前的那一段时期，“陈师曾”大概是鲁迅日记中出现最频繁的名字之一，他们趣味相投，时常在一起逛琉璃厂，谈论金石，互赠书画碑拓等。当然，陈师曾也为鲁迅刻过多方印章，如今尚保存在鲁迅博物馆的就有“周树”、“会稽周氏收藏”、“会稽周氏”、“俟堂”等印五六枚。自然因鲁迅的关系，师曾也为鲁迅之弟周作人刻过印。鲁迅虽为文学家，但他的艺术眼光非常独到与苛求，一般作品即便是名家大师也很难入他的法眼。然而，鲁迅对陈师曾的书画印章一直颇为看重，且赞赏有加。早年鲁迅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以及《会稽郡故事杂集》，封面题签都请陈衡恪书写。后陈师曾故世，故宫博物院编《师曾遗墨》共十集，分集出版，前后历时两年，鲁迅均随出随买，一一记录，可见他与师曾情谊之深厚。一九三三年鲁迅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于序中鲁迅谈起陈师曾的画，也是同样不吝赞词：“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干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

    不但鲁迅，周作人对陈衡恪也有很高的评价。譬如陈师曾创作于一九一五年的《北京风俗人物画》，首先以速写漫画的形式，绘出了当时不为人画的社会底层的民间生活，后被称为中国漫画的开创者。周作人于是在《陈师曾的风俗画》有这样几句：“陈师曾的画世上已有定评，我们外行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周氏兄弟是文人学者，他们对艺术家的评判，往往更注重的是学问和思想，陈师曾对文人书画、印章都有自己的认识，能领风气之先，我想，这也是周氏兄弟之所以要“高看一等”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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