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老师把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形象地比喻为是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双翼，惟有如此才能飞得更高、更远。在当今篆刻界，孙慰祖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

    丁亥六月，家洪送我一本孙慰祖的《可斋论印三集》，这是他继《孙慰祖论印文稿》、《可斋论印新稿》后的第三本印学研究文集。轻轻地翻阅这本厚厚的书，闻着散发的油墨清香，这些洋洋洒洒近50万文字，是他在近四年间完成的，我又从书橱中取出《孙慰祖印稿》、《孙慰祖印选》等书，这些书也是近几年出版的，加上他以前的专著共有二十本，厚厚的一大摞。丰硕的学术和创作成果，显示了孙先生深厚的学养和充沛的精力，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某日家洪告之，孙先生偶得余暇，于是，欣然同往拜访。

    平时孙先生很忙，偶尔见面也是行色匆匆，但他随和、健谈，其话题大多是围绕印展开的。记得，去年青田石雕博物馆成立时，孙先生作为嘉宾，我也有幸厕身其中。当时，可谓印坛名家大聚会，有不少慕名者找孙先生探讨和交流，即使在饭桌上，谈得最多的也是印学。我知道，孙先生素来低调，不喜应酬和张扬，许多采访都被他婉辞。他曾多次说过，我只想抓紧时间，静心做些对印坛与后人有益的事情，不想做热闹于市的明星。因此，那日，我并没有讲明要采访的意图，只是围绕他的研究和创作，开始了我们轻松的聊天。

    多年来，孙慰祖在印学研究方面，从课题方向，研究方法，到学术观点，都以其开拓性、前瞻性和首创性的学术风格，取得了有口皆碑的辉煌成果：

    主持完成了上海博物馆“中国历代印章馆”，这是国内外第一个中国玺印篆刻陈列的展品体系、论述体系，填补了文物博物馆陈列中古代印章专题的空白；

    确定了对古代封泥的断代、辨伪、形制的规范标准；
　　通过一方出土的残缺封泥，并复原破译，解决了马王堆自开挖三十余年来三号墓主人的身份确定；
　　通过对上海博物馆新收《淳化阁帖》的收藏印迹的考证，为版本的次序提供了新的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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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说起这些，他只是淡然一笑道：我的工作就是研究，这是国家赋予的使命，也是我的职责。自1985年到上海博物馆从事篆刻研究工作始，就把研究作为第一要务，篆刻、书法创作及其他雅好也只能退而次之。

    印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对其研究历来是冷清的，但它是中华文明一个不可或缺的支脉，其中丰厚的文化底蕴充满了诱惑。孙先生说，作为一个热爱篆刻的研究者面对一堆旧物，打破了时间的隔阂，畅达的思绪与古人自由地对话交流，你能无动于衷吗？说话时，他的双手在胸前比划着，仿佛捧着一堆古印，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多少次，为了研究一个论证，他在黄卷青灯下，穿梭于上下三千年印史中，执著地燃烧着自己的岁月年华，有寝食难安的苦恼，有豁然开朗的愉悦……甚至，为了研究和写作，“挤走了作为一个儿子本该更多奉献给衰年父母的时光”，这成为他无法弥补的痛。让他承受着这样痛楚的背后是“责任”二字。值得一提的是，孙慰祖的论印文集出版后，引来了不少“粉丝”的来信追捧，有的书不到一年就告罄，并再次加印，这使他拥有了一份始料不及的欣慰。他生活在这种苦乐交织的心境之中，乐此而不疲。

    或许，再过几年，我就会从研究岗位退休，肩上的社会责任就会轻些，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创作，毕竟我是个有着四十余年刻印工龄的“老工人”呀！言语中透露出孙先生的幽默和自信。

    对于严谨的学术研究而言，篆刻创作成了孙慰祖放飞心灵的自由空间，是铁笔驰骋的天地。“创作是一种情不自禁的冲动。”谈起创作，孙慰祖的语气有些激动。“非人刻印印刻人”，这是我套用的一句名言，足以表达孙慰祖对创作渴望的一种状态。

    作为一个学者，孙慰祖是理性的。他对传统充满着敬畏，能清晰把握艺术发展的规律，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品格。作为一个篆刻家，孙慰祖又是浪漫的。他在思辨中体验古典，同时又以现代人审美的眼光来挖掘、阐释新的美。他的刻印路子宽、面目多，这缘于他对古典的熏染。但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没有因此受到拘泥和束缚。他说，如果要创作十方印，自然要用不同的方法、思路，如果是重复自己，就个性而言，就失去了一份创作的乐趣。平实的话语道出了一个艺术家的悟性和才智。

    品读孙慰祖的印作，他没有故作古奥或标榜新奇，于篆法、章法、刀法上既有察微入细的巧思和推敲，又有随之即成的洒脱和率意，方寸之间或雄浑、或清朗、或质朴、或典丽、或平实、或险绝……于古韵今风中，展现出富有个性的审美语言，给人以激赏的快意和无穷回味。

    学术的艰辛滋养了孙慰祖的心胸，开拓了他的视野,成了他创作灵感的泉眼。学术与创作的互动，在他身上结合得是如此完美，使之心手两畅。临别时，我问，现在手中有新的研究课题吗？孙慰祖笑答，有，在我脑海中思索着许多新的课题，苦恼的只是时间不够呀。但我喜欢挑战，喜欢享受发现带来的乐趣。笑声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艺术家所肩负的崇高使命，对艺术的自觉和一片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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