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收录在《民国时期书法》上内容完全一致的胡适书札，究竟与收藏者手上的“帖”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就更令人感到疑惑不解。假使这件意外得到的“珍品”，被我们这位“欣喜欲狂”的幸运藏家，早在十余年前就已经提供给书法高手临摹过一件“以假乱真”的胡适信札来，而且一不留神、堂而皇之地收编到《民国时期书法》中，与一代书家相提并论，并且骗过书画鉴定专家的法眼，反被用来当做鉴别作伪之依据，闹了个“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玩笑，真乃学术界、收藏界的悲哀。但从成先生的陈述中，似乎收藏书帖的时间晚于《民国时期书法》的出版时间，也就是说，“伪作”（书札）面世的时间反倒早于“原作”（书帖），这就愈发令人不可解了！如果采用逆向思维的办法来考虑，则会是另外一种解释：即收编到《民国时期书法》中的“书札”是原件，“意外”得来的作伪书帖一经刊布，没有想到会有明眼人冤家路窄地偶然发现了作伪依据的原信出处，这样一来，引发了这起论证的始作俑者，恐怕要背负制造赝品，扰乱收藏市场，用“鱼目混珠”之法来愚弄读者之责了！

　　当然，仅仅依靠检索日记的办法，也不能看成唯一确认事主是否写过书信的依据。一般人的习惯，是不大保留书信底稿的，即使向胡适这样办事严谨的学者，对有些书信留有底稿，有些则不然，如该日记中提及的作有致陈垣先生的短札，即不见收录于现存结集的胡适书信集中，查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中亦未见收录。书信收藏的价值所在，正可以从中体现。

　　让我们再去查看一下研究者的成果。所见国内出版的两种《胡适年谱》中，耿云志著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是日不录；而曹伯言、季维龙编著本：“作《苦茶先生又寄打油诗来，再叠韵答之》。收入《胡适手稿》第十集下册。”这与《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目录索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中的记载是相同的。既然问题涉及了苦茶先生，那么翻看一下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增订本）如何？同样是只字未记！看来指望从文献记载来考证该信的写作是很难的，大有孤证之势。

　　行文至此，似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境，但继续深入考察的线索还是有的，让我们再回到“一札两本”手迹件的本身来加以考察。

　　胡适的手迹不难见，以影印件方式收录胡适手迹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胡适家书手迹》（章飚等编，东方出版社1997年3月出版）就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不妨以成先生采取的办法，将“帖”“札”与之对比，便可寻找出作者的习惯用语和内在的书写规律。如最大的不同之处“匆匆敬颂”的连写问题，恰是胡博士的习惯做法，而“帖”中不伦不类地将此处腰斩为间隔回行的低级错误，正可看出作假者因为“不懂文法”才会弄巧成拙地出现了破绽。至于书写的纸张问题，也是由于作假者有意选用了表示年代的“中央银行用笺”，反因囿于信笺的边框，刻意追求书信的“完美”，使得通篇文字显得拘谨呆板，毫无“潇洒自如”的大家气魄，在“依样画葫芦”缺乏通篇布局心态下，只好将符合文字规范的习惯性用语拆开来写，成其鸡肋。胡博士地下有知，当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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