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访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获得者黄惇
■本报记者 孙超

　　黄 惇 号风斋，1947年出生。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副院长、艺术学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艺术学）评议组成员，中国书协理事、学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西泠印社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中国篆刻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有《中国古代印论史》、《中国书法史·元明卷》、《从杭州到大都——赵孟頫书法评传》、《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中国印论类编》等。

  书法报：首先祝贺黄先生获得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您也参加了在绍兴举办的颁奖典礼与作品展览，能够获奖，您有什么感受？
　　黄惇：作为获奖者，我首先要感谢兰亭奖的评委们和书法界对我的认可，感谢长期关心我的师友以及家人，同时也要感谢养育我的南京艺术学院和江苏这块肥沃的土地。
　　此刻，让我想起恩师陈大羽先生曾经教导我的两句话——“寂寞之道”和“天道酬勤”，这八个字都出自齐白石老人的印语。“寂寞之道”，是说无论是艺术还是做学问，都要耐得住寂寞，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天道酬勤”是说任何成功之路都伴随着艰辛的勤奋。这两句话我受用至今。
　　兰亭奖的艺术奖，要求书法家、篆刻家有全面的素养，对照一下，我知道自己距离历史的要求还多有差距，需要加倍学习。因此，获奖对我而言只是一种鞭策。
  书法报：您一直被视为当今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您是怎样选择帖学这条道路的？有哪些书家影响了您的书风形成？读帖、临帖给您书法创作最大的助益是什么？
　　黄惇：大约在1985年前后，我开始关注自己的书法道路选择，注意到我们的前辈和同代人的书法大多受晚清碑派书风的影响，专攻帖派的人少之又少，此思潮使然。要突破前代的笼罩，必须突破这种思潮而重新审视书法史的发展规律。此后我有缘做董其昌的书论整理，发现他贯通历代书法的法宝是窥透笔法。以前我受碑派思潮的影响，看到学二王一路的书法觉得都差不多，而没有碑刻中那些字的外形变化强烈。有了对笔法的认识，再去临习二王一路的作品，眼界大开，而且越深入越有收获，读帖也越读越有味，并对康有为关于“书者形也”有了批判性的认识——这大约是历史最形而下的书法观。同时我也注意到，自清中期以来长期不占主流地位的草书和行书，却是东晋至清初的主流。这期间许多杰出书家留下的优秀作品，以前一般学书者看不到，现在由于印刷术的进步，正大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从不回避清代碑派有杰出的大家，但我同时认为碑学思想中存有缺陷。我选择帖学一路，是因为我认为帖派一定会复兴，这是历史的必然。这种选择起初是孤立的，许多热爱帖学的前辈和我的同代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感受，但信念使我坚持。二十多年过去了，两年前在南京有过一个70后书家群体展，作品中帖学一路的占了80％，这种变化已说明了一切。今天的各种展览，很多元，碑派、帖派还有多种流派共同发展，真好，因为流派纷呈肯定比一派独尊好，这才有利于完整地继承历史留下的优秀书法遗产，才有利书法的繁荣发展。
　　我对二王、米芾用功多一些，也喜欢苏东坡，对王铎晚年的作品也有吸收。有些评论说我书学赵、董，我非常重视这两位大家的书学思想，但基本上不涉他们的笔法，因为这两家我虽看得多却临得太少。学习古人的书法是要下气力去临摹的，临摹的同时要强调读帖，读不懂笔法就什么都临不到手，感觉到的也会跑掉，这是我的体会。花甲之后，我临得比以前更多，临帖如饮食，不饮不食，何来能量？古人不言创作，然言由心摹手追到心手两忘。今天有些青年人把书法当设计搞构成，接受些新思想是好的，但如本末倒置，凡创作必打草稿，以一件作品写数十遍为创作，再加五彩拼贴，则何来心手两忘？何来写意？今天有这样的过程不必奇怪，也是时代使然。不过如有时间去反复弄一张创作，我却宁可将这时间花在临古上。
  书法报：我们注意到，艺术奖颁奖词中还提及您的篆刻成就。您是怎样吸取青花瓷押印的形式美感而形成自己的独特印风的？
  黄惇：这种印风的作品最初展出于我硕士毕业展上，算是一种探索，捡瓷片中的偶得，被人认可则出乎意外。我归结起来可用发现、印化、新面三点来概括。一是发现，在历史遗存中发现一种可以在创作中开拓的印章艺术形式语言。青花瓷押本身是印文化的一种，但大多数是写画的，这种写的味道与通常的金石味不同，笔意是其特色，我以为可借鉴。二是印化，如何将青花瓷押的章法、笔意、边栏等形式美转化并用刀刻出来，即将印外的语言融进印内来表现，我称这个过程为印化。三是新面，面孔新不容易，这就是大家所说的独立印风。既要是前人没有的，又要在传统中可以被接受，那就要化俗为雅，化野为文。如果是新面孔，但丢失了印章特有的美，那就没有意义了。
　　书法报：您不仅在书法篆刻创作上取得突出成绩，在书法篆刻学术研究方面也硕果累累，请问您是怎样协调创作和研究之间关系的？对今天的学书者有什么建议？
　　黄惇：我年轻时爱好广泛，随着年龄增长，放弃了许多追求。就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而言，我对书法篆刻创作有兴趣，对读书研究兴趣也很浓。当然不能要求别人也一样，因为我知道兴趣是因人而异的，但我认为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中国古来就有癖、痴之说，古有印语“癖于斯”，黄公望号“大痴”，不痴、不癖，终不能专精，这癖与痴都是指兴趣，可见，兴趣在艺术学习中的动力作用。南京人也叫“玩”，精不精叫“玩”得好不好。当然这个“玩”字古人也早就用过，唐代书家张怀瓘认为书法当“玩迹探情”，一玩二探，其中大有深意。兴趣固然重要，但要玩好、玩通，仅凭兴趣是不够的，技不进于道，便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个道理许多人都懂，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客观地说，我有幸在“文革”后读了研究生，也珍惜这样的人生机遇，以后在大学执教，必须重视理论，不然如何面对学生。谈到如何协调创作和研究，我并没有刻意去协调。在我看来，没有人除了吃饭睡觉整天干一件事的，叫协调不如叫调和，创作和研究换着玩玩，既可避免乏味疲劳，又可互为补充。比如临帖写字过程中也想问题，发现问题。写论文讲究问题意识，有了问题不要放过，再去思考读书，查寻文献，甚至回到创作实践中去印证。时间长了，持之以恒，必有收获，我的许多论文便是这样完成的。总结下来勤思考、想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大概是获得研究成果的最初基础。古人言“养”，养眼、养心、养气，这叫休养，休养必须慢慢来。现代的社会发展快速、诱惑多，外则热闹，内易浮躁，皆为学习之大敌。我对学生说，在快和闹的时代一要学会慢，二要学会静，否则一事无成。
　　书法报：《中国印论类编》出版后，被誉为中国印学研究领域的新里程碑。我们获悉几个数字，这部著作您花了近30年，字数近100万，校对用了4年多，问世以来在出版、学术、教育界共4次获奖，分别是第二十届金牛杯优秀美术图书奖金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工程（不分奖次）、2012江苏省人民政府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2012教育部高校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在编写出版过程中想必有许多甘苦的经历，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黄惇：《中国印论类编》于2010年底出版后，除美术、书法篆刻界多种专业报刊给以报导和评论外，像上海的《东方早报》等报刊也整版发表该书的序言，是我始料不及的。我想也许除开这本书的专业资料价值外，与现在已很少有作者去关注古代艺术资料的整理、校勘与分类工作有关。这样的工作，“短平快”做不了，反之它耗时、费力，还要有耐心。这些原始资料是一点一滴长期积累的，滴水可穿石。迄今我仍保留着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手抄底稿、黑白照片、胶卷和后来才可能复印的大量资料。电脑普及是近十年的事，用电子古籍查资料，也使我更多地获得文献。这本书我没有用简化字，从古文献整理的立场出发，选择用繁体，更不避异体字。原因是我想尽量还原古文献的语境，因为我注意到简化字本往往造成对古代文献的误读，并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虽然繁体版对青年人阅读困难些，但鉴于懂篆刻的读者大致都有很好的识字能力，所以从专业角度考虑，我以为是合适的。
  长期作这样的古文献整理、分类，确实很艰苦，费时费力，无数个“三更灯火五更鸡”；但也很享受，享受发现的喜悦，也享受孤独宁静。有人说，这又不来钱，稿费还抵不上半张字，你何苦呢？长期的坚持，是有一种信念在支撑着我，这个信念就是我认为这些印学文献是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其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能保留下来，不至流失。这些资料原是我为撰写《中国古代印论史》而逐渐积累的，1995年王朝闻先生来宁，我有幸以《中国古代印论史》请教，王老嘱咐我，一定要把《中国古代印论史》的原始文献整理出来出版，让更多的学人研究。他当时并不知道《中国印论类编》早在1988已列入某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但当时的历史条件，几乎没有一个出版社愿意出不赚钱的书。2001年，我将《中国印论类编》作为课题的一部分，申请了《全国艺术学科十五规划课题》，并于2005年底结项交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责编崔伟先生与我配合得很好，反复的校对远远超过一般三、四校，我已记不清是七、八校还是十来校，总之我们都以出好书为目标。作为印论古文献的汇编，这本书也具有工具书的性质，如果能为更多有志研究印学的人带来方便，那是我最大的愿望。
　　苦和乐是相伴相生的，也有许多师友、学生与我分享。尤其是校对的四年中，由于要按照出版单位的周期完成，有时我与七八位学生整月不分昼夜地工作，没有他们的帮助，靠我一人是完不成的。辛劳中，我们互相切磋，甚至争论，这种快乐也是珍贵的人生体悟。
  书法报：作为高校老师，您耕耘书法教育数十年，培养了诸多优秀的书法人才，本次兰亭奖理论奖、创作奖中，您的学生曹建、蔡显良、吴鹏、刘东芹、柯学刃等也站在了领奖台上，能否谈谈您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做法？
　　黄惇：我1982年读研，1985年留校执教，迄今已近30年。《庄子》中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可基本概括我在教学、工作中的状态。做老师的，最大的快乐是看到学生的成长和成就。此次兰亭奖，有我多名学生获理论奖、创作奖，获奖者从博硕生到大专生，还有学生的学生，相聚在绍兴，他们来祝贺我，我说同喜同喜，大家都很开心。
　　说到培养学生，我觉得爱生是第一条，爱就要严。严格，每一个学生的接受能力是不同的，但不能因接受的差异就放弃严的要求。我希望学习书法的大学生两手都要硬，两手指专业训练和文化修养、研究理论两方面。这样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因为我读书法史，没见过只会写而胸无点墨者，也没见过只会说而不善写的理论家。书法与其他艺术相比，其文化内涵要丰富得多，又必须以汉字为基础，所以就书法而言，要求两手硬是不过分的。“打铁还要自己硬”，“响鼓还要重棰敲”，用在这里我想也很妥帖。对待学生，既要教也要学，他们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学习，这才是完整的“教学”。现在有些青年学生艺术感觉很好，就是轻视理论修养，于是别人捧两句，便不知所以然。渐次越写越差，原因是不知书法篆刻必须由技进于道。反之，今天的研究生中，如果轻视实践，轻视书法篆刻的技法，那么写论文就难免隔靴搔痒讲外行话，这是因为书法具有很强的技艺特征，而这种特征是不能被忽视的。
　　书法报：对于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的评选，您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黄惇：本届兰亭奖·艺术奖是中国书协历届兰亭奖的改革和深化，新的评审方法即综合立体考虑一位获奖者的多方面，应该视为一种进步。我前面说书法家要两手硬，就是这个意思。谢谢《书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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